王力雄
载《战略与管理》1999第2期
一．西方世界的神话
按照「亡我之心不死」的传统思路，有些观点把西藏问题看作是西方国家企图「肢解中国」的官方阴谋。且不说这是出於想像还是确有根据，但至少还应同时看到，现实中的西藏问题还存在另一方面，即西方社会的非官方势力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反对，远比其官方态度更为激烈和普遍。
从官方，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有独立的根据，也没有一个政府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然而在民间，西方民众和舆论却几乎一面倒地支持达赖。今天，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遇到最多和最大的示威群体，往往都和西藏有关。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正因为西方民主体制有着使其政治家受到民间制约的特点，西方民众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才往往上升到较高的政治层面，成为一张被政客们用於各种目的的牌。
西方人为什麽对西藏情有独锺？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一直保持强烈向往。西藏地处世界最大高原的深处、雪山环绕并由「活佛」统治，具有更为神秘的特色。从 19 世纪初叶开始，西藏在西方逐步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使热衷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为向往。
本世纪初，一支英国军队打进了拉萨，但由於那时的交通技术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绝，西方又在随后几十年忙於两次世界大战，对西藏的顾及有限，能够进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极少。
1951 年共产党军队进藏以后，西藏更是完全遮蔽在铁幕之后。一直到 80 年代开放后，西方旅游团队才开始被允许进入西藏，一方面由於西藏旅游业接待能力不够，游客数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仍然存在各种控制，只许游客在规定线路上「观光」。所以，西藏等於至今还未对西方完全撩起面纱，类似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构理想化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完成。在当今人类已经被喷气飞机和通讯卫星连结成「地球村落」时，这世界还有什麽地方可以寄托西方人的神话境界呢？–只剩下一个西藏。
而随着西方文明显露弊端，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变得迷茫，不少西方人希望从东方神秘主义中获得新的启示（如美国的英语佛学教学中心以翻番规模增长）。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文明对他们是最具吸引力的文明之一。
曾经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蒙藏委员会」主任的张骏逸就此这样评论：「人们……发现了高度现代化带来的许多难以补救的社会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传统文化遗产的失落，自然环境的破坏，核扩散引起对前途的焦虑等。人们自然地产生了对失落的过去的留恋……而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西藏不仅地理位置独特、封闭、尚未受到现代化冲击，而且这里生活着相对与世隔绝、智慧却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们还有自己古老独特又神秘莫测的宗教传统。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对一个理想的、失落了的过去的构想。於是西藏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统治之下，据说汉人正在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这个民族。正在这块净土上进行可以导致全人类走向毁灭的核试验。这怎能不让『热爱自然、热爱和平』的后现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动起真感情来呢？这就是为什麽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采取与政府完全不同、十分过激的态度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西藏问题最终成为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因」。
除了这个原因，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个人是有直接关系的。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领袖。他通过自身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瞩目。为什麽达赖喇嘛能够在西方获得这样的成功？
当年逃离西藏时，他除了提前埋在锡金的一批财宝，没有任何其他资源。但是他需要保证跟随他流亡的数万藏人生存，要使西藏文化能在海外延续，还要开展反对中国的斗争。对於这些目标，能否获得资源成了关键。–这实际上正是他与西藏流亡政府几十年来的工作重心之一。物竞天择，在国际上化缘，面对的是以西方为主的世界，从西方那里争取同情与支持，这个现实迫使流亡藏人融入以西方规则为标准的国际社会，以开放的姿态去学习西方理念与价值观，并按照西方的标准去树立自己的形象。应该承认，通过几十年不断地与国际社会互动，流亡藏人已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由此而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
达赖喇嘛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堪称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会心理和操纵西方传媒，掌握在国际事务中打开局面的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用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动。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聪明之处还表现在，他领导的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总是表示最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他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达赖还处处表示他不仅只从西方索取，还给西方宝贵的赠与–西藏宗教。他力图用西藏的哲学与修身为西方社会和民众指点迷津。随着佛教成为现在西方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觉得他们从藏人那里得到了原本没有的东西，因此就更愿意为藏人多做事情。总之，达赖灵活地把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结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
1989 年 10 月 5 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以后，达赖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猛增，西方各国都对他打开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他为荣，西方传媒更把他当成焦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个人成功带动流亡藏人的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 1990 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 28 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 34 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过去，达赖根本拿不到美国签证； 131 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签署了一项动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 1991 年，达赖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 10 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 36 个
国家举行了 60 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参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 1965 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欧洲议会五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中国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 1995 年 11 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每年 3 月 10 日为纽约的「西藏日」； 1994 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 17 个国家。到 1994 年为止，他访问过的国家已达 49 个（对许多国家多次访问）。 1997 年，他还访问了台湾；而好莱坞则在 1997 年一年之内推出三部关於西藏的影片……达赖六十岁生日时，世界各国四百多名政要和名流参加庆祝会，使其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
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就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开展的工作尤其是针对西方民间社会的工作则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这也应该被视为造成达赖成功的另一个原因。
二．两难境地中达赖的无奈
然而，达赖的荣耀却颇虚幻。他虽被视为西藏化身，四十年来却连西藏边都没进。他在国际社会无论怎样活跃，也顶多是借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中国改革之初，曾把解决西藏问题当做争取西方的一步棋。
1978 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个星期，便向西方传达了愿与达赖和解的信息，并随后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派来的代表。
尽管邓小平定下的基调是「除了独立，什麽都可以谈」，然而双方差距实在太大，决定了难以找到谈的基础。多次接触后，达赖於 1987 年在美国国会和 1988 年在欧洲议会的两次演讲中，提出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正式建议，可以概括为： 1 、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 2 、中国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 3 、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 4 、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 5 、对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藏族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达赖并且第一次明确地表示放弃西藏独立，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并同意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外交和国防。但是，对这一妥协，他附加了这样几条限制性条件： 1 、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 2 、西藏将实行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民主政体，由西藏人自己进行高度自治； 3 、虽然北京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办事处，在「非政治领域」发展独立的对外关系并参加国际组织； 4 、国防方面，仅同意「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数的军事设施」，并限制那些军事设施是「防 性」的。
这里先要说明一下「大西藏」的概念。中国大陆通用的西藏概念，一般是指行政建制上的「西藏自治区」面积 122.84 万平方公里，人口 230.43 万，其中藏族人口 223.59 万（ 1994 年）。而国际上流行的西藏概念（ Tibet ），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全省、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囊括整个青藏高原。达赖喇嘛定义为「所有藏人居住区」，或历史上藏文明覆盖的全部地区，其面积比西藏自治区大一倍（西藏流亡政府公布为 250 万平方公里），超过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在这片土地上，共有藏族人口 457.38 万（ 1990 年），另有 200 多万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此即「大西藏」。区分两个西藏的概念非常重要。凡谈论所谓「西藏问题」，一定要首先弄清楚到底是哪一个西藏。「西藏」概念的不同，会导致、并且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混乱。
对中国来说，只为达赖口头上承认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就值得把早已牢固统治了几十年、投进了无数人力财力的 20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划给达赖去自行统治吗？在中国人眼里，会惊讶达赖有什麽资格如此「狮子大张口」。而对比一下中国政府开给达赖的条件，足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差距天壤之别。
1981 年 7 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中方对西藏问题的五点态度和允诺，可概括为： 1 、中国已进入一个新时期； 2 、对五九年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3 、欢迎达赖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 4 、达赖回来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 1959 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还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至於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也不要兼了； 5 、达赖回来，中方将派一位部长级干部迎接他，并发表消息。
要 250 万平方公里的「自治」和同意给个副委员长的职位，这种立场差距谈不出任何结果是早可预料的。然而达赖是着急的。虽然他自称可以活到 103 岁，但他心里应该明白六十多岁的人已经是步入人生黄昏，没有了很多等待时间。他的心情从他一段谈话可以得到反映。当有人安慰他中国实现民主后西藏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时，他这样回答：「我给您讲一个寓言，佛祖释加牟尼诞生后，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加牟尼未来会成为拯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那麽您看，西藏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未来民主中国出现时候之前一刻，西藏却死掉了」
?
那麽，达赖为什麽不采取更为理智和灵活一点的谈判立场呢？他提出西藏高度自治，要求自治范围为「大西藏」。但即使 50 年代他没有出走以前，当时西藏的自治范围也不过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很长时间还不包括昌都地区）。甚至在清朝和民国，达赖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出卫藏（大致等於西藏自治区）。现在他一无所有地回来，要求的自治范围竟比原来还多一倍，中央政府如何可能接受呢？
以达赖的政治眼光，他是不会看不出这种要求不现实的。然而他在这一点上已经不能后退。先不说他的个人信念是否允许他退，他的社会基础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义上是全体藏人的精神领袖，其实他真正能接触到的藏人仅是跟随他流亡的那批藏人，数量约为十万左右。那是达赖立足其上的整个藏人社会。流亡政府从他们中间产生，税款由他们交纳，选举由他们投票，国际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们代表。而这批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更大比例是来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
50 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参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区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 45 个议席，其中 30 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区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各 10 个议席，那麽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区（哪怕是出於暂时策略）的
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也不会被议会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仅此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达赖处於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以理性和妥协才能使处於弱势的流亡者在与中央政府谈判中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顾及流亡者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个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难以调和。中央政府认为他的建议不可行，而在西藏流亡者中，因为他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之内以及交出西藏的外交和国防，同样受到激烈的反对。有人认为流亡藏人对此持反对态度的比例达 90 ％。
在这里，达赖喇嘛陷进他自己设的「局」里。长期以来，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独立作为旗帜，长期的教育使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从小就把独立视为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目标。为了增强流亡阵营的战斗意志和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达赖必须把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描绘得暗无天日。即使到了 80 年代以后，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已经大大改善，达兰萨拉（西藏流亡势力在印度的基地）的宣传口径却没有相应调整，反而为从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国际政治的政策中获取更多支持，进一步加强舆论攻击，包括有意误导和胡编乱造地指控。在这种谩骂性气氛中，无法导致建设性谈判，既会使中央政府失去与流亡藏人谈的基础，也使妥协和退让无法得到流亡藏人的理解和支持，灵活变通的馀地因此变得很小。
受过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轻一代流亡藏人不像他们父辈那样迷信达赖权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达赖提出批评，甚至对他的神圣地位进行质疑。目前流亡藏人中势力最大的少壮派组织「西藏青年大会」，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个地方分会、上万名成员，其骨干分子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他们熟悉西方社会，态度激烈，活动能量远超过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他们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人赞成以恐怖主义方式开展斗争，认为恐怖活动是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果，一方面「可以使中国人心惊肉跳，可以把他们搞得鸡飞狗跳」；另一方面容易造成广泛影响，更加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近几年西藏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即是藏人恐怖主义者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的结果。
目前，达赖喇嘛总体上还能保持他的精神影响力，以其「非暴力」主张控制流亡藏人的行为。但这种影响力在逐渐衰落，年岁衰老也正使他来日无多。而在他身后，没有任何人能够举起他的旗帜。这是西藏宗教转世制度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每位达赖喇嘛去世之后，都要等待至少二十年时间，他的转世–也即后一位达赖喇嘛才能长大成人，担当起西藏政教的领导大业。而那二十年时间，往往是脆弱和容易发生问题的阶段。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死亡将使西藏流亡者群龙无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内乱和低潮。严重的一面如「西藏青年大会」那样的力量很可能就此成为流亡藏人的主导，暴烈性和破坏性因此大大增加，进而导致西藏出现巴勒斯坦化甚至车臣化的危险。
在班禅灵童事件之后，中央政府与达赖之间原本建立的联系基本中断，双方可供谈判的馀地也所剩无几。从那以后的各种迹象分析，达赖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转移到了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上。
三．国家安全的地缘战略
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目前是达赖方面的工作重点之一。他们大部分虽然对西藏独立持反对态度，但已普遍接受达赖喇嘛的「西藏高度自治」提议，一部分人甚至表示西藏可以实行民族自决。类似的倾向近来国内也有反映。
对此，无论未来中国是否可能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发生怎样的社会转型，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角度，必须直面正视各种可能，进行慎重的考虑。因为主权方面出任何问题，结果往往都是覆水难收（如外蒙古），不是可以「摸石头过河」、错了再改的。
首先，达赖近年主张按照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解决西藏问题，历史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一国两制」并非是香港首创， 1951 年在西藏实行的《十七条协议》只是没用「一国两制」的名称而已，实质差不多。为什麽当年西藏的「一国两制」会以「叛乱」和「平叛」而告失败？这显露了实行「一国两制」的必要条件。「两制」之间必须能够相互隔绝。如果人民可以在两种法律和社会制度之间自由流动，所谓「一国」和「两制」最终肯定难以并存，要麽分成两国，要麽合成一制，而在这或分或合的过程中，一定会伴随激烈冲突与震荡。西藏当年的叛乱起於青海和四川藏区，就是因为那里实行了相同於内地的社会改革政策、而卫藏仍然保持传统社会所引起的。虽然按照法律标准，当时西藏自治只限於卫藏，中国有权在卫藏以外的其他藏区实行自己的政策，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之所以行不通，在於地域太大，不可能像香港那样以铁丝网和边防武装实现与「两制」之间的隔绝（或像台湾有海峡隔绝）。
其次，还需要估计到西藏实行「高度自治」后的发展趋势是什麽。法国记者董尼德（ Pierre － Antoine Donnet ）曾经就此采访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他这样写：「丹增曲嘉认为斯特拉斯堡的演说是最能够说服中国人坐下来一起商谈的建议。然后呢？这是不是走向完全独立的跳板呢？达赖喇嘛的弟弟搔着头一言不语地看着我。很明显地，他是在斟酌他可以说些什麽而不会给西藏的外交带来困扰。经过一段考虑后，他决定了。他说：『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马科斯被赶出菲律宾一样，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我们是为世代着想，为着后代子孙着想。自治将是个起步』。」
连达赖喇嘛的弟弟都把自治当作临时对付谈判的缓兵之计，最终西藏还是要走向完全的独立，可以就此推知其他流亡藏人的想法。即使达赖喇嘛本人是真诚的，他能否左右未来的发展，以及在他身后，其他人将怎样做，他已经是无法控制的了。那麽，考虑西藏问题的未来前景，就需要把西藏独立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而非简单地认为达赖表示了不谋求独立就不会再有西藏独立问题。对西藏独立的问题，即使不从「民族大义」等价值层面判断，至少还存在一个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忽略的底线：国家安全。国际政治翻云覆雨，什麽都有可能发生。为了应付这样一个世界，治理国家的出发点应该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最好可能上。
涉及中印关系，西藏就成为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印度接壤线目前长达 1450 公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两国实际接壤线长达 2250 公里，全部都在西藏境内。达赖曾提出一个看法，如果西藏独立於中国和印度之间，两国被西藏隔离，就不会再发生冲突。然而中国完全不这样看，从中国的角度，西藏独立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西藏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如果独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靠其自己力量无法建立有效的边防。这一点，先天地